党史红色故事集

布依豪杰——陆瑞光

  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在1935年5月22日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成为一段传世佳话，而另一位“开国元帅”彭德怀在此之前的一个月（1935年4月16日）长征经过贵州时，与布依族英雄陆瑞光的“结缘”。

  父亲陆品山算得上当地家境殷实、德高望重的富户。他为了守护家人和一方百姓，不仅资助了当地的农民武装，还将陆瑞光的大哥陆吉光送进了这支农民武装队伍。从小深受父亲和大哥影响的陆瑞光也养成了嫉恶如仇、惩强扶弱的品行，进私塾学习之余还随大哥习就了一身扎实的武艺。陆家在六马一带的势力逐渐强大，在受到周围百姓拥护的同时，也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无情打击，陆瑞光的父亲被冠以匪首罪名投入大牢后，大哥陆吉光慌乱之中劫狱救父，却不幸被诱捕，难逃魔掌的父亲与大哥不久便受尽折磨，含恨离世。这一年陆瑞光年仅18岁。

  18岁的陆瑞光怎会让父亲、兄长含恨九泉！怀揣着家仇的陆瑞光担当起了守护家族和一方百姓安危的重任。无论布依族、汉族、苗族还是水族，只要是穷苦百姓，一定得到过陆瑞光的接济。光明磊落的陆瑞光，名声渐渐响彻了六马地区，不仅赢得了穷苦百姓的拥护，也赢得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的尊重，纷纷自愿加入陆瑞光的队伍，一起抗击军阀。

  1924年，反动当局对陆瑞光一类的农民起义军实行“改剿为抚”，陆瑞光被委托为保安营营长，陆瑞光认为这是军阀政府对自己的“妥协”，名义上做了国民党“营长”的陆瑞光欣然赴任后，却变成了当局“清剿”地方武装势力的卒子，1924年、1928年，陆瑞光先后被派遣到四川酉阳和贵州平坝执行“剿匪”任务，攻打与他同样出生的农民武装队伍，这两次行动让陆瑞光元气大伤、损兵折马，几乎命悬一线，每次都要几经周折后才虎口脱险。吃尽了军阀政府“招安”政策的陆瑞光逐渐识破了反动当局为农民起义军设下的“圈套”，他重拾起义的枪杆，在镇宁、关岭、紫云一带集结了千人伍，继续劫富济贫的绿林生涯。1929年，贵州军阀周西成、李晓炎、王光翔混战，贵州省主席的位置频繁易主，1932年，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登上了贵州省主席的宝座，尽管省主席频繁交替，但遭受军阀混战伤害的还是平民百姓。更让陆瑞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1933年，陆瑞光与同样是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仲芳都被王家烈委任为镇宁、关岭、紫云三县的保安司令，受到王家烈挑唆的二人，为争夺“保安司令”打得不可开交。陆瑞光在忙于应战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王家烈的阴谋，只要是军阀政府当道，不管是谁当贵州省主席，穷苦百姓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自己也会无休止地被拖入战乱。就在陆瑞光陷入迷乱之时，他知道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知道了领导这支队伍的人叫中国共产党。他零零星星地了解到这支队伍是善待百姓，是为穷苦大众出头的，这些主张不正是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吗？终于在1935年，他等来了这一支队伍。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进入了安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六马一带的则是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要求红军指战员和红军战士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同时，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发表了《注意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的指示》，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不打少数民族中的土豪，揭露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隔阂政策，号召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起来革命，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红三军团若要成功实施转战云南的战略，必须迅速通过六马地区，以争取更多的时间寻求战机，军团长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从安顺地下党处获悉，只要争取到陆瑞光的支持，不仅能保证红军安全通过六马地区，还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百姓免受战乱伤害。陆瑞光虽然听说过红军，但因长期遭受贵州军阀的欺压和愚弄，让他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在彭德怀派出先遣人员联系他时，他却躲进了岩洞，几经周折后，彭德怀和杨尚昆决定亲自上山“会一会”这位“天王”。陆瑞光便乔装成普通士兵混进了迎接红军的队伍中，以便见机行事，通过远远观察这些比王家烈还厉害的红军首长后，他感觉红军待人亲切，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凶神恶煞，性格耿直的陆瑞光便按耐不住内心的愧疚，站出来亮明身份，将红军迎进了弄染寨，杀猪宰羊，与红军促膝长谈，向红军倾诉多年来遭到军阀压迫，受尽军阀欺凌的经历，彭德怀及杨尚昆引导他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统治手段进行正确分析，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国民党的险恶用意是“叫你们少数民族中有力量的人自相残杀，搞到两败俱伤，他们才来拣便宜”。红军的一席话让陆瑞光如梦初醒，同时他也认识到，这些年来自己起义的目的和红军的革命理想其实是一致的。虽然陆瑞光谢绝了加入红军的好意，但他表示愿继续在当地与国民党展开斗争。4月16日晚，彭德怀、杨尚昆以三军团的名义与陆瑞光签下了《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协议》，陆瑞光还收留了12名红军伤员疗伤，并接受了红军赠与的36支步枪和一面红旗，红三军团顺利通过六马地区，向云南方向疾进。

  1936年底，四川军阀杨森率二十军入黔，以“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诱捕了其余“四大天王”并血洗弄染，不久押送到贵阳。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与威逼利诱，陆瑞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争权夺利、烧杀掳掠的暴行。1937年春，杨森将陆瑞光等“四大天王”杀害于贵阳市八鸽岩，陆瑞光牺牲时年仅36岁。陆瑞光虽然牺牲了，但是红军在布依族山寨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不久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引领下，渐成燎原之势。

邓萍——遵义城下洒热血

邓萍，原名邓少章，生于1908年，男，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今自贡市），是红军的著名战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邓萍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协助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担任右路前卫，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中共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机关突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三军团纵横驰骋在黔北、川南地区，两渡赤水河，激战娄山关，直逼遵义城。1935年2月27日，邓萍在遵义老城侦察时被冷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邓萍不幸牺牲的消息传到军团指挥部，彭德怀十分悲痛，他流着眼泪向部队下达了攻城命令：“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红军攻下遵义后，红十一团政治委员张爱萍挥笔写下一首挽诗：“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济国端。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这首诗不仅高度概括了邓萍的一生，更情真意切，由衷地抒发了痛失战友的悲恸之情。
  邓萍牺牲后，由于战事紧张，红军在当地就把他安葬了。红军离开遵义后，国民党军队及当地反动政府对邓萍烈士墓进行了多次破坏。后来，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邓萍烈士的遗体秘密掩埋。新中国成立后，在遵义群众的帮助下，人民政府重新找到了邓萍烈士的遗骸，迁葬在青松覆盖、绿水环绕的凤凰山上。在遵义红军山上，红军烈士纪念碑的正面，是1984年邓小平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纪念碑的北面，矗立的就是“邓萍烈士之墓”，碑文由张爱萍同志撰写。
青山埋忠魂，人们常来这里悼念这位为革命献身的红军将领，如今，墓的四周松柏挺拔，凤凰山一片苍翠，墓前湘江水长流。